清代书法理论阶段性特征
标签：神采;碑学;帖学;人格
清代的书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清代一反宋、元、明时的贴学主导有了发展碑学的苗头,乃至清中后期碑学的普遍与盛行,可以说清代是一个发展碑学的时代。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顺治为早期,康熙、乾隆为中期,嘉、道及以后为晚期。各个时期地域文化习尚的变化非常复杂,还要涉及各书家的师承关系及影响等因素,只能大略这样分。
清初的书论与元、明书论有着强烈的差异,打破了他们以姿媚、淡泊为尚的理论,清初的书论更重视人格,所以都反对赵孟■与董其昌的书法,如王宏撰说:“书法钟、王尚矣,继莫妙于颜柳,要其忠义正直之气溢于笔墨之际,令人舍颜、柳不学而学吴兴,无怪乎世道日下也。”(《砥斋题跋—书玄秘塔帖》)傅山也很重视人格,他提出“宁拙毋巧,宁丑勿媚”的审美观点也表现出了傅山桀骜不
驯的性格。顾炎武与朱彝尊等人开始追求汉隶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比较喜欢金石文字。二是这些人要求的审美是古朴自然。
清初书法家特别重视用笔与布局。宋曹提出“布置”,“神采”的问题,并将此归结为运笔与运心,构成了宋曹的创作思想。冯班通过“用理”、“用法”、“用意”等观点来研究从晋到宋的书法结体和布白。重光认为“精美出于挥毫,巧妙在于布白”,同时他的《书筏》也谈到了用笔与布白的重要性。
清代美食食谱大全书法图片清初书家主张学习古人神采的东西,而不是全盘接受,是在学习古人神采的基础之上,自己加以创新。顾炎武、朱彝尊、万经等人推崇汉隶的原因也在于它的古朴、自然、富有变化;姜宸英“神明”要求,主要表现在他对魏晋书法的推崇。魏晋书法重视古朴淡泊与“神明”变化,同时宋曹也高举“神采”与“取古人之神”大旗;孙承泽提出碑帖兼重的观点,体现在《庚子销夏记》中。
康、乾时期随着考据之风的盛行,以邓石如为首的伊秉绶、桂馥等人,发现了篆隶及南北朝碑刻的艺术价值,由于碑刻的发展,书论也出现了碑学和帖学两大系统这个时期的书论由宏观到微观都很到位,如王澍对《礼器碑》的论述就占了《虚舟题拔》的一卷多的篇幅,体现他对书法全方位的理解;还有翁方纲对《化度寺》与《九成宫醴泉铭》二碑的评价不仅表现了他严谨
求实的研究态度,还表现了他的书法审美,同时还是对王澍的批驳。帖学的代表有张照、梁同书、王文治、吴德旋等人,他们注重晋人风韵,特别重视赵董书法,由于康熙重董字,乾隆偏爱赵字,所以大众效法。张照的《天瓶斋书画题拔》一多半的文字都在描写董书法,指出他的书法古淡散逸的书法风格特点。梁同书与王文治都是当时文人士大夫。他们主张书法自然;梁同书受晋唐书风约束,重视书法天赋,追求与古人“不似而似”的感觉,提倡用书法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王文治则重视禅宗与书法的关系,重视慧根,喜欢董淡泊的书风。吴德旋论书也主张以帖为主,推重杨凝式风格。在程瑶田、翁方纲、梁的理论中还都提到了执笔、运笔的具体法则。晚清时以阮元、包世臣和康有为三人为代表的碑学派的书法理论时为大兴,很重视北碑的考证。阮元认为经学、史学皆有南北之分,文学上他又提出文笔之辨,当然书法也不例外,也分出南北两个派别;包世臣则对北碑有了新的认识,把眼光主要放在笔法与布局上,强调了北碑中继承了篆隶的意味,他的观点主要受其老师邓石如的影响。康有为高举“变者,天也”的宇宙观,是他改革帖学而推重碑学的依据,这与他的政治思想是分不开的。阮、包、康三者书法追求变化、风格多变,并且都提倡碑学。
晚清有很少人主张帖学,张之洞反对过碑学也没有构成影响力。像刘熙载、沈曾植等有识之士都碑帖兼顾,刘熙载认为“北书以骨取,南书以韵取”他不仅认可了南北书派各自的特点,而且他
还从哲学的角度对书体、用笔、结字、风格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他还认为书如其人,对人格的要求也很强。沈曾植学问精深,他通过考证得出结论:南北书派远在隋朝就互相融合,与阮元、康有为二者不同之处是他认为南派书法可以溯源到楚人书,而不是二王。
清代书论对后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发展打破了帖学的垄断以及馆阁体的侵害;同时清代书论对文人画、篆刻艺术、金石考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之这些因素也推动了清代书论的发展。清代书论是我国艺术理论中的宝藏,后人要对其进行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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